William K. Clifford 十九世紀的英國數學家﹑哲學家
有位船主正要讓一艘移民船出航，他知道這艘船當初造得不盡理想，它已航行很多次，到過許多國家，現在很舊了，經常需要修理。心中的疑慮告訴他，也許這艘船已不能再航行，滿腹懷疑使他悶悶不樂，他想，或許該做個徹底檢修，重新改裝，但就算這樣，也要花許多錢。
然而，在開航前，他成功克服這些令人不快的疑慮，安慰自己，這艘船行遍天下，經過多少大風大浪，每次不都是平安歸來，所以根本不用瞎操心。最後，他把一切寄託於神，對那些依依不捨、離鄉背井、遠度重洋追尋更好機會的人們，神應該會眷顧他們。
在排除狹隘多疑的心態，相信建造者與承包商的正直之後，他覺得很真誠、舒暢，不再有罪惡感，認為船絕對安全，還是可以出航。他輕鬆自在地目送船離港，由衷祝福它平安到達異鄉。結果，船航行到一半就沉了，船主拿到保險金，卻沒說出真相。
對這位船主，我們能說些什麼呢？無庸置疑，人都死了，他當然有罪。雖然，大家都知道他衷心期盼船不會出問題，但是，就算這份信念再誠懇，對他卻是一點幫助都沒因為，他並沒有任何權利就這麼相信當前的證據。它的信心，並非建立在忠實地孜孜屹屹的調查，而是把原先的疑慮抑制下去。就算他最後也許意識到不該這麼想，然而，只要當初存心並欣然讓自己陷入這樣的心情，他就必須對這樣的後果負責。
讓我們把故事稍微改變一下。假如這艘船一點問題都沒有，不但平安完成航行，後來還航行很多次，這位船主的罪過就會比較小嗎？一點也不，事情一旦做下去，是對是錯就已經確定了，就算結果的好壞會有意外，也無法改變事情對錯。這個人並非無罪，只是還沒遭到報應。是對是錯，得看信仰的出發點，而跟信仰本身一點關係都沒有，信仰是什麼並不重要，重點在於他是怎麼做才得到這份信仰，這也跟信仰最後證明是真是假無關，而要看他是否有權就這麼相信當前的證據。
曾經有個島，島上有些居民篤信某個宗教，這些宗教既不講原罪（original sin），也不吃永刑（eternal punishment）這套。謠傳，該教教徒以不正當手段向孩子們宣傳教義，而且他們曲解國法，把孩子從自然或法定監護人的保護中帶走，甚至騙走，讓他們的親友找不到。有些人組成了一個團體，意再把這件事炒熱，他們提出嚴正指控，針對那些擁有最高身份與民望的居民，傾全力中傷這些居民。由於釀成軒然大波，一個委員會受命調查真相，但在蒐集了所有證據、經過仔細調查後，顯示被告是清白的，對他們的指控不僅沒有足夠的證據，而且，只要這些煽動者也嘗試進行公正的調查，無罪的證據也很容易獲得。事情揭露以後，全國人民看待這支煽風點火的團體，不但不再相信這群人的判斷，更從此瞧不起他們，雖然他們真摯而成墾地相信自己所做的指控，但他們並沒有任何權利就這麼相信當前的證據，他們的真誠信念，並非建立在忠實地進行孜孜屹屹的調查，而是被偏見和激情牽著鼻子走。
容我們也做些改變，假設情況都一樣，但不斷有更精確的調查證明被告真的有罪，這在罪行上會有任何差別嗎？很明顯，不會。問題不在他們的信仰是真是假，而在於他們是否在錯誤的基礎上這麼做。他們無疑會說：「你看吧！我們是對的，也許下次也許該相信我們。」或許有人會相信他們，但他們並不因此值得別人尊敬，他們並非無罪，只是還沒被識破罷了。假如他們之中有人良心發現，因而明白，對於曾經得到並與以支持的信仰，並沒有任何權利就這麼相信當前的證據，他就會了解自己做了一件錯事。
然而，你也許會說，在這兩種假設情況中，信仰並沒有錯，而是錯在伴隨信仰而來的行為。船主也許會說：「我完全確定船沒問題，但在把這麼多人的性命託付給這艘船之前，我仍然覺得有責任要對船做個檢查。」那麼同樣，我們也可以告訴那些煽風點火的人：「不論你對於自己指控的正當性、以及信念的真實性多麼堅信不移，在公開對別人做出人身攻擊前，都該用最大的耐心和細心來檢驗雙方的證據。」
首先，到目前為止，容我們採信上述觀點是正確而必要的：說它正確，乃因就算一個人的信仰已堅定到無法容納其他想法，但根據信念所要採取的行為還是有選擇性，因此不能以信念強度來逃避查明真相：說它必要，則是因為對那些無法控制情感和思考的人，必須有一套約束公然行為的簡單原則。
但是，作為必要的立論基礎，上述說法明顯不足，我們的判斷需要再加以補充，因為，當我們在譴責行為並放過信仰的同時，仍不可能把信念和隨之而來的行為截然二分。只要一個人對問題的某一方抱持強烈信念，或希望對此保持信念，他就無法跟處在質疑、無偏見的情況下一樣，做出公平、周全的調查。當信念沒有建立在公平調查的基礎上，他就不再適合履行這份必要的責任。
若信仰對行為沒有任何影響，那就不是信仰了。真正的信仰會使人想做出某種行為，觸動慾念，先在心裡作這件事。就算沒有立即表露，也只是隱忍不發，未來時機一到，還是會左右行為，它將成為我們的眾多信仰之一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時時刻刻把我們的認知和行為連結在一起。由於這是一群有組織、緊密結合的信仰集合體，所以沒有任何一部份可以單獨抽離，但每個新加入的信念都會改變它的結構。無論看來多麼瑣碎、多麼不起眼，真正的信仰都不會無關緊要，它讓我們隨時接受更多偏好的信念，確認出相容的，削弱不相容的，漸漸在我們內心深處埋下無形的種子，有朝一日，也許就會爆發出來，成為公開具體的行動，永遠烙印在我們的人格之上。
此外，信仰牽涉的層面絕不僅限於自己，我們日常生活都會被某些社會事務的普遍概念影響，這些都是因公眾目的而建立的，我們說的話、用的語彙、處事方法、思考模式，都經過多少歲月的塑造、粹煉，才為大家所共有；還有一代代延續下來的傳統，以及不墨守成規、轉而發揚光大，寫下璀璨一頁供後世謹守不渝的信條。不論好壞，這些事物交織成每一個人的每一個信仰，並傳述給同族同宗的人。我們必須為後代子孫建立一個能生存下去的世界，這是一份令人竟為的特權，也是一份神聖的職責。
在這兩個假設的例子中，沒有足夠證據便妄自相信、或把疑慮壓抑住，以逃避調查來支持信仰，都被判定是不道德的。道理很簡單：兩例中，當事人的信仰會對其他人造成重大影響。鑑於一個人的信仰無論看來多麼平凡，他個人的身份有多卑微，對人類命運都不會連一點重要性或一絲影響都沒有，所以，在面對其他信仰時，除一律採用相同的判定方式之外，別無他法。信仰，這個神聖的天賦，按我們意志促成絕對，並將我們擁有的綿密能量化為調和一致的作為，雖除於我們自己，卻並非只為了我們自己，而是事關全人類。對於靠長期驚豔、歷盡艱險才得以建立，並在自由的明燈下通過檢驗，在無謂的質疑下仍屹立不搖的，的確可做為我們的信仰，使大家得以凝聚在一起，強化並指引共同的行為。若信仰未加證實，也從未去質疑，只為了撫慰信仰者本身的喜好；若在安分守己的日常生活中，只添加表面的光鮮亮麗，背後其實是華而不實的妄想；若只用自欺欺人的手段來減輕自己的一律和苦楚，卻連累大家；這些，對信仰來說，都只能算是一種褻瀆。在這點上，任何受到族人尊崇的人，都該小心翼翼、兢兢業業維護信仰的純淨，唯恐一部小心，便把不值得相信的東西當作基礎，玷污信仰之名而遺臭萬年。
不光是領導者，政治家、哲學家、詩人，對人類都責無旁貸。每位農夫在村裡的小酒館閒聊時，言談間就可能會扼殺或助長某些重大的民俗迷信；每位工匠的妻子在操持家務之餘，就可能把凝聚或分裂社會的信仰傳授給孩子。頭腦再簡單、身份再卑微，都有責任對相信的事物加以探詢，這是普世的職責，無法逃避。
沒錯，扛起這份責任並不輕鬆，所衍生出來的一律也往往令人痛苦，本來覺得安全、周詳的想法，一下子卻變得非常脆弱、毫無根據。對任何事物，想要徹底了解，就要先去了解在任何情況下該怎麼做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當自認為很清楚該怎麼做時，我們才會覺得心安、自在，反之，若迷路又不知該走向何方，便怎麼也心安、自在不起來。假如一開始就先認定自己什麼都知道，自以為事到臨頭也可以處理得很好，那麼在本能上，就不會想去發覺我們其實既無知，又無能為力，因為這樣一來，就得重新開始，重新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，學習該怎麼處理 ─ 若真能從中學到什麼的話。正由於感受到這種伴隨在知識理解的力量，使得人們渴望相信，而害怕疑慮。
當經過徹底調查，確定信仰真是信仰，這種力量的感受最為強烈，也最令人愉悅。於是，我們也許可以理直氣壯地認定大家都是這樣，這東西不但對自己好，對別人也一樣好，然後，我們也許會很高興，不單學到讓自己更安全，更堅強的秘訣，也讓我們更能掌握這個世界；我們很強，不單是我們自己很強，而是以「人」之名，證明了人的力量。但是，假若信仰沒有充分的證據當作基礎，這份愉悅便是騙來的，不單是騙自己感覺擁有這份力量，更罪惡的，是無視於我們自身對人類的責任，這份責任是為了保護我們大家，以面讓瘟疫一般的信仰迅速控制自己以後，進而擴散到全城鎮的人。就為了摘一顆甜美的果實，便故意去冒可能會為親人、鄰里招來瘟疫的危險，該怎麼看待這種人呢？
而且，要考量的不是只有風險，其他類似情況也一樣，因為，一旦做了壞事，它就是壞事，無論壞事做完的結果是什麼。每當為一些不值得相信的理由讓自己陷入相信的境地時，便是在削弱我們自制、提出疑慮、公平公正憑證具判斷事物的能力。維護並支持錯誤的信仰，因而幹下要命的壞事，大家都要跟著遭殃；當這種信仰的勢力變強、四處蔓延之時，罪惡便應運而生。這還不打緊，還有勢力更強、蔓延更廣的罪惡會隨之而來，就是當大家崇尚輕信、養成莫名其妙就相信的習慣之時。假如我偷別人的錢，單就財產的移轉來看，也許對別人並未造成傷害，他或許感覺不到有什麼損失，說不定還可防止他亂花錢。但是，當我不得不對人類幹下這檔大或是時，我讓自己變成不誠實的人，這對社會造成的傷害並不只是財產的遺失，而是把社會變成賊窟，使社會不再成為社會。這便是我們不該為可能的善而作惡的原因，因為當幹下壞事，並成為壞蛋的之後，好處還不見得有，卻已造成更大的惡。同樣的道理，假如沒有足夠證據就讓自己相信任何事，單就信仰來看，這也許並未造成傷害，或許它就是真理，說不定根本就沒機會讓我幹出什麼事。但是，當我不得不對人類幹下這檔大壞事時，我讓自己變成輕信的人，這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不僅是相信了錯事（當然這已經夠糟了），更糟的事把社會變得崇尚輕信，喪失對事物進行查證、深入探究的習慣，使社會沈淪，倒退回野蠻世界。
因個人輕信造成的危害不不僅限於助長他人的輕信，從而支持錯誤的信仰，若對自己相信的事情，都養成小心戒慎的習慣，當別人告訴我所謂的真理時，也會讓他養成小心戒慎的習慣。不管識字擠心中的真，還是別人心中的真，當大家都對此抱持尊重的態度，人們才會彼此說真話，若連我自己都不小心戒慎，我相信是因為我喜歡、我爽、我高興，那我的朋友們又如何尊重我心中的真呢？當和平根本不存在的時候，他會對著我高喊「和平」嗎？（Will he not learn to cry, ‘Peace,’ to me, when there is no peace?）若如此，在我四周便瀰漫了一股濃厚的虛偽、欺瞞的氣氛，而我必須生活在這種氣氛之中，對我來說，活在自己的空中樓閣，裡頭全是美好的假象和甜蜜的謊言，或許並沒什麼壞處，但對全人類來說，就不是好事，這會讓我周遭的人跟著一塊欺騙。一位輕信的人，就是一個謊言和騙徒的冤走，他跟家人一起生活，那麼親近，最後會養出一窩同類的人根本不足為奇。所以，請把我們的責任緊密交織在一起，誰要是遵守了所有的法律，卻在這點上有所逾越，他就是有罪。
總而言之：任何人無論何時、何地，在缺乏證據下相信任何東西，就是錯誤的。
一個人的信仰，不論是孩提時代被教導出來的，或之後被人勸服而接受的，假如心中產生疑慮卻把他壓抑下去，故意不去讀相關的書籍，刻意逃避對此提出疑問的朋友，對擾亂此信仰的問題一概視為不敬 ─ 這個人的一生對人類將是一種長期的危害。
對一般平凡小老百姓來說，這樣的評斷似乎嚴厲了些，他們哪裡懂得什麼大道理，從一出生就被教養成不敢有任何懷疑，只要跟隨信仰，就會永遠幸福。這引伸出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：是誰使得以色列犯下了罪孽？
為了加強這種評斷方式的論點，容我引用 Miltion 說的話：
一個信奉真理的人有可能信奉協說。假如牧師說什麼、教會規定什麼，他就跟著信什麼，沒別的理由，那麼就算他信的是真理，他所持的這份真理也已變成邪說。
以及 Coleridge 的醒世名言：
誰要是愛基督教勝過真理，就會發展成愛他自己的教派或教會勝過基督教，最後演變成愛自己勝過一切。
為證明某項義理的真假，探究的行動並非一勞永逸，並非只做一次，結論就永不改變。任何對疑慮的遏止都是不正當的，因為，疑慮若非因探究的行動而得到忠實的解答，便證明探究的行動尚未完成。
「但是，」有人會說，「我是個大忙人，要是一定得搞這麼久的探究，才能讓我對某些問題做出像樣的評斷，甚至光了解一下議論的本質都還不夠，那我可沒這閒工夫。」
真是這樣，那他大概也沒閒工夫去信什麼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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